由云南省文化厅、云南大学联合主办的“2017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影像记录骨干培训”课程已经进行了大半。对于来自边疆山区的学员来说，我认为此次培训十分难得，是规格极高的一次非遗保护培训，不仅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基层学不到的知识，更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得到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纪录片导演的亲身指导，让各地一线非遗保护工作者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为今后开展非遗影像记录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老师指导学员
我来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是一名怒族非遗保护工作者，自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县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赶上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当时贡山县计划申报的是“独龙族卡雀哇节”和“怒族仙女节”两个民俗类项目。在制作“独龙族卡雀哇节”申报材料时，时任文化馆馆长何成章带领我们前往“卡雀哇节”的主要流传地——独龙江乡迪政当村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收集制作申报材料。
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道路艰险，全是狭窄的土路，90公里的车程我们经过7个小时才到达。由于不通公路，在乡里休息一晚之后还要徒步前往迪政当村委会。40多公里崎岖难行的山路，一边是高山密林，一边是湍急的独龙江，很多路段马都无法通行，只能容一人通过，遇到山坡悬崖连路都没有了，只能攀爬绳梯前行，比培训班上郝跃骏导演播放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中的道路还要艰险。比道路艰险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蚂蝗，走在路上我感到小腿又痒又疼，掀开裤腿一看小腿上已经爬满了十多只蚂蝗。没有医疗用品，只能用盐撒到蚂蝗身上等它自己脱落，再用清凉油涂抹到伤口了事。经过两天的徒步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村委会，大家的双脚已经又疼又肿，和我一起刚参加工作的女同事都忍不住痛哭起来。
道路艰险
道路两边是高山密林和湍急的独龙江
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我们继续开展工作的决心，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大家走村入户与村民同吃同住，走访村民，收集资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当时文化馆唯一的一台手持磁带DV拍摄项目申报片。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摄像机，不懂任何拍摄技术和技巧，只知道最简单的开关机和推拉镜头，根本不知道拍摄还有景别、对焦、曝光、白平衡等这些讲究，只是懵懂地觉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遇到的文化事项，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与卡雀哇节有关的仪式镜头。我们就这样在村委会的6个村民小组之间来回奔走，认真整理制作了申报材料，等我们回到贡山县城时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申报的“独龙族卡雀哇节”和“怒族仙女节”都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独龙族群众居住的铁皮房
走访村民
独龙族卡雀哇节献祭仪式
贡山县文化馆收集的“独龙族卡雀哇节”献祭仪式实物资料
从此以后，我喜欢上了影像这种记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每当县里开展田野调查、非遗展演、传承人培训、传习馆建设、发放传承人补助等工作，无论路途有多艰辛遥远，我都会背上摄像机和脚架去记录贡山县非遗保护进程中的点点滴滴。
记录非遗
随着影像记录工作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缺乏技术基础，又没有受过系统的影像记录培训，文化素养也不足，总觉得自己拍的片子还欠缺很多东西，可又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恰逢此时，我接到了怒江州文体广新局的通知，参加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我发现原来各地同仁大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省文化厅杨德聪副厅长在开班仪式的讲话中说：田野调查是目前云南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短板，影像记录更是短板中的短板，开展这样的培训就是要补上这块短板。
杨德聪副厅长说：举办这样的培训班就是要补上云南非遗影像记录的短板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无论是理论学习、课间练习、记录片观摩还是学员交流讨论，都让我有感动和收获。在系统地学习了影视人类学基本理论、民族志电影和“观察电影”拍摄方法、田野调查方法等课程之后，我们才明白自己欠缺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知识，以前的影像记录由于拍摄者理论上的短板与文化素养的局限，只能充当辅助性的“素材”，并不符合科学系统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要求。以前认为只要熟悉机器就能拍出好片子，其实不然。如谭乐水导演在课堂所讲：拍摄者必须具备足够的人文学科素养，不仅能拍、能编辑，还要能写。在摄像机镜头之后有科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作为支撑，才能走得更远，才能用镜头语言确切地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但这样高标准的要求是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队伍难以达到的，幸而省文化厅高瞻远瞩，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这次培训，让高校高水平的师资团队为云南非遗保护工作保驾护航，让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在培训中就有了很大的提升。
怒江州学员
时常有朋友问我：“小罗，你经常在乡下搞什么田野调查不累吗？”我以后会回答他们：“来看我拍的片子你就知道了。”
作为一名怒族文化工作者，能够用影像为边疆少数民族记录下他们世代坚守的传统文化，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文字：罗新明（贡山县文化馆）
图片：贡山县文化馆、陶冠英（维西县非遗中心）
编辑：黄琛 王海（云南省非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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